北京城市功能疏解，“动批”汪为山的莫测生活 | 二零一七故事 ③
到底是什么主宰了一个人的生活？
编者按：
所有事件被碎片化、迅速成为热点并且迅速遗忘——这个时代来临之后，记住变得更有价值。
我们希望成为这个时代有记忆的人。“二零一七故事”是《好奇心日报》一年当中最重要的系列报道之一。
汪为山是家里最小的孩子，老幺在小时候能有的快乐大概他都有，活泼、好玩，有好吃的先紧着他吃，之后才是哥哥、姐姐和大人们。
现在汪为山是一个 46 岁的大人，独自一人生活在北京。
他瘦、不高，戴很厚的眼镜。镜架细细的、紧紧箍在脸颊上，说是有 2000 多度。他有开玩笑的习惯，这些玩笑的动机类似于碰到他的朋友们，他们会闹着抱作一团，开心地手脚比划。初中的小男生们就经常这样。这种玩笑就是玩，会带来直接的开心。
笑起来，他咧开嘴，脸上的皱纹也绽开，细细的眼镜架子把两颊箍得更紧，两个镜片又厚又模糊，看过去像两只探照灯远远地锁定两只眼睛。
汪为山住在地下通道里，这里很敞亮，顺着两边的坡道，车辆可以直接开到通道里停下。除了供行人过街，它另外一个功能就是停放运货的车辆，但现在从来不停车。
每天早上 5、6 点，汪为山起床，离开地下通道到东鼎服装批发市场，在市场洗漱，买了早餐吃，就开始一天的工作。
早上，他在东鼎市场捡纸壳子、塑料纸、蛇皮口袋和饮料瓶子。中午 12 点到 1 点去对面的动物园区外捡饮料瓶子。他有一条固定路线，东鼎——动物园公交车枢纽站——动物园地铁站——动物园区外——另一个稍远处的地下通道——东鼎，刚好一圈。
东鼎门口卖盒饭的大姐会预先给他留饭，多晚都给他留着。买了饭吃完，汪为山能休息一小时左右。他坐在东鼎市场的楼梯间里、靠着墙睡一会儿。接着又是下午的工作，还是在东鼎市场里，继续找纸壳子、塑料纸、蛇皮口袋和饮料瓶子。
下午 5 点多，他回到市场外他存放东西的地方，把纸壳子、塑料纸、饮料瓶分类装在人一样高的胀鼓鼓的蛇皮口袋里。剩下的蛇皮口袋包起来，也能论个卖钱。
6 点到 6 点半，他打开锁在东鼎楼后面的三轮车，载着包好的废品去找收购的人，一次能运一到两包，总共要跑两三趟。
从东鼎市场正门前的马路向西出发，路过一个红绿灯路口，拐两个弯，大概骑五分钟，就会看见有两个拴着腰包的人站在小巷子里，旁边的大货车在装货。动物园有好几家收废品的，他们傍晚就来这附近，每天都能装满满当当的一车货。
卖完东西，汪为山会把三轮车锁在原处。回到东鼎市场旁他存放东西的地方，把地面收拾干净后，推着他的老横杠自行车回地下通道。自行车后座绑着他的被子、车篮里装着平时要吃的药和各种生活用品，车把上挂着几个口袋，装着换洗的衣服、中午剩下的小半盒饭、晚上要拿去换钱的啤酒瓶子……
这时候大概 7 点，他先把自行车放在通道，锁好，拿着前一天的啤酒瓶子，去旁边的杂货店买一瓶啤酒，再去买凉菜，有时候是一小袋卤花生和两三只鸡爪，有时候卖凉菜的小贩不敢出来，他就在杂货铺买一袋花生米和两根鸡肉肠。
回到地下通道，他就着花生、凉菜喝啤酒，喝完酒把中午的剩饭吃掉。问什么时候最快乐，他说吃饭的时候最快乐。因为有癫痫，不敢喝白酒，他都喝啤酒。天气热的时候，喝了凉快。天气凉的时候，喝了浑身发冷，但都还好。
吃完他收拾收拾，把啤酒瓶子放好，去一趟洗手间，回来要不然会去北京展览馆的广场上逛逛，要不然就准备睡觉。
每天都是这样，如果没有特殊情况，你肯定能按点在对应的地方找到他。这样讲起他的生活太琐碎了，但试想你出门在外，需要事先安排的行程有多麻烦，就能想象为什么汪为山的生活描述起来这么琐碎。他就类似于是随时出门在外。某种意义上来说，是服装批发市场接应下了他“出门在外”的生活。
最早来北京是 1991 年，那时候汪为山 20 岁，跟着哥哥在中国人民大学东门卖煎饼果子。虽然是露天买卖，但也要租一个营业执照，每月租金一千多，也能赚一千多块，除去食宿开支，六、七年下来他也挣了几万块钱。1997 年，人大附近开始修路，不让摆摊。生意停了，人也闲了，不知不觉，汪为山每天就喝很多酒。
97 年底，他醉酒后跌倒，落下癫痫。得病以后，他回到安徽，和当时北京认识的对象也断了。他在安徽和老父亲在老房子里住着，有好几年的时间，觉得不痛快，在北京待惯了，觉得北京自由，就又回来。
2005 年再回到北京，他就来了“动物园”。
除了观赏动物的动物园，“动物园”还代表动物园服装批发市场。拿汪为山所住的那个二十几米长的地下通道来描述，西面挨着已经停业的万容天地、世纪天乐服装批发市场，和还在营业的东鼎、天和白马服装批发市场，东面则挨着北京展览馆广场，还有广场地下已经停业的聚龙服装批发市场。
是市场陆续要关停，地下通道才被要求禁止停放货物及车辆。
北京动物园服装批发市场出现于 1980 年代中期，最初就是路边的服装摊。1990 年代开始，天乐、东鼎服装市场率先建起来。这种业态在这里集聚。2000 年代里，又有了天皓成、金开利德、世纪天乐、聚龙服装批发市场……
来这里批发货物的都是本地和外地的小商贩，进货量不大，但客流很大，日均超 10 万人，比 2017 年黄金周上海迪士尼的客流峰值还高。这里是现货交易市场，除了交易，还有库存、运输压力。
地下通道随着当年服装市场的兴盛建起来，汪为山所住的这一个建了 10 年，他从另外的地下通道搬到这个通道住也有将近 10 年。
但近几年，政府对这里有了新的意见，政府认为服装批发市场是“低端”产业，属于非首都功能产业，要从北京疏解出去。
2013 年，政府第一次表态动物园服装批发市场要外迁。北京西城区委书记王宁当时说，动物园地区 2 万多个服装批发商，每年给西城带来大概 6000 万元效益，但政府支出的管理费用超过 1 亿元，要让低端业态有序移出，提升品质。动批调整工作在当时就已在研究方案。
隔了一年多，北京副市长李士祥再次解释“低端”，提及 2013 年，动批完成各种税费收入是 1327 万元。这说明政府多次提到的 6000 万元效益不仅包含税收，还包含其他收益。
与 2 万个批发商户、3 万从业人员比起来，这听起来确实是很寒酸的一个数字，但政府也显然没把劳动者收入、销售额、创造的就业机会和财富这些东西考虑进去。《大国大城》的作者、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学院特聘教授陆铭提及政府更应该从“经济活动的总收入和总产值”来衡量收益，即使比较小的口径也至少是算总利润，包括所有劳动者收入在内的净收入。
很快，2015 年 1 月，“动批”天皓成市场第一个关停。按照规划，天皓成市场会变成宝蓝金融创新中心，从业人员大幅减少，产值却会上升。以前一平方公里的土地产值是 6000 万，完成转型后产值将上升到 160 亿——毕竟这里已经是“金融创新中心”了。
“一个地方如果土地单位产出低，在产业升级过程中，有一些产业被这个城市排挤出去，这个本身并不是什么问题。关键的问题是这个过程中，市场发挥什么作用，政府发挥什么作用。如果市场发生作用的话，一个产业有更高 37 35229 37 13308 0 0 4185 0 0:00:08 0:00:03 0:00:05 4184用地产值，在竞争租金的时候它就会代替旧有的产业，政府发挥的最多是一个协调的作用。”当然，陆铭的这些分析也许不是汪为山所能理解的，对于他来说，就是看到今年一切又加快了速度。
现在，动物园的服装批发市场已关了 10 家，东鼎及天和白马服装批发市场是仅剩的两家。今年年底，他们也要停业。
8 月末，我们第一次采访汪为山。那时候动物园还剩下 3 个批发市场——东鼎、天和白马，还有世纪天乐。
下午 4 点，很多市场都闭市了，但街道上人来人往。商贩来这儿批好货物，自己是不带货走的，都是委托给这里的物流把货发回去。有专门的人干这个，所以即使市场闭市，这里还是热闹。相应的，汪为山也停不下来，也跟着忙忙碌碌。还是夏天，做起事情来人显得更麻利。
下雨了，汪为山也顾不上打伞，他一边急急地往前走，一边看着在街道上跑跑跳跳的小孩说：“小孩子不打伞，我们也跟小孩子一样，不打伞。”
2005 年到 2017 年，汪为山在北京都只在这个区域活动，连动物园的景区都没进去过，他说“没什么好玩的，就是那样”。他的生活、工作和很多的朋友都在这里。
癫痫需要吃药保养，他也都在北京展览馆对面的一家药店买，9 块钱一瓶的卡马西平片能吃一个月，10 月底药店里一些药涨价了，包括卡马西平片，变成 15 块一瓶。他不能接受，认为应该是晚上买药才涨价，第二天白天去就会恢复原价。但第二天去，还是 15 块一瓶，他没多说话，也放弃了去别的药店，还是在那里买了一瓶。
回想 8 月末。2 个月前，万容天地关了，加上一年多时间以前关闭的聚龙，汪为山所住的地下通道两头紧挨着的两个市场算是都没了。
提到未来，汪为山有点大而化之，“市场关了先回趟家，回来再看，这边还有动物园公园，看看能不能维持生活。不行的话，再找找别的地方。还是在北京找，在这里习惯了。”
那时候其实很多商贩都闹不清接下来的疏解计划，猜测接下来会先关天和白马。汪为山听到的消息是先关世纪天乐，国庆以后就开始。结果汪为山的消息是对的。
9 月 9 日，世纪天乐贴出告示，10 月 6 日就要关停。这个时候，很多商户的秋冬装都在工厂定下了。一个月后，市场要关，时间太紧了。意味着这些货会积压，对于他们来说这是很大的麻烦。商家们集结起来在市场外面闹，警察马上来了。第二天，大家都消停了，默默地为关停做准备。
在“动批”做保安的、做保洁的、收废品的从业人员对于市场关闭的消息有时候可能比商户还要敏感。前者在这里一个月赚两、三千块，多的三千多块。后者在这里一年能赚 100 万。相比下来，反而前者更以此赖以生存。
9 月底，世纪天乐关停的公告已经下来半个月了，商户们很守纪律，市场门口五步一辆维持秩序的车辆，维持秩序的工作人员不停巡逻，一切都会有序进行。
那次采访，汪为山聊到了未来改做其他事情的可能：“到时候看吧。回家也没什么可以做的，我这种一无所有的情况。在家里，也不会种地了。十几岁的时候还会，现在也不会了。一个是种地我眼睛不好，还有一个是有这个病，做着事情，随时都会倒下去。”
他谈起 8 月 30 号，他又犯了一次病。以此说明随时倒下去是怎样一种状况。
就是上次采访一星期后，在地下通道里，“我干完活过去，旁边有几个小孩子在打扑克牌，我一直没睡着。我一下就犯病了。头顶左侧先磕了一下，又往后一倒，后脑勺磕到地上。流血了，有几个保安在那儿，看到吓坏了。过来让我去医院。我其实不想去医院，没什么事。但他们叫我去。我就去了。一检查，五百多块。我一想，一个星期白干活了。就是检查，也没有缝针。医院给我开了一个外伤药，药还在那儿（自行车篓里）放着呢。我也没抹。记不住要抹。”
刚回来北京的时候，癫痫发病特别频繁，一天时间会发作好几次。有时候走路、骑车都会发病，人会突然倒下。现在好多了，如果心情好、没什么刺激，十几天才发作一次。
但这种刺激不可控也不好说，有时看起来很微小的改变就会引起。有一天睡觉因为有蚊子，他往身上涂了一点风油精，可能是味道太刺激，那天晚上他就发病了。
10 月 11 日，世纪天乐已经关停，门上贴满了关于疏解的标语。还有零零散散的商户来市场处理事情，也有一些人来问路，问还有哪些市场开着，要怎么去。世纪天乐门口拉着线。商场拉的，为了告诫别人禁止通行，一个保安在那里守着。
还剩天和白马和东鼎了，东鼎已经出了告示，12 月 25 日关。天和白马还没有告示，汪为山听到有人谈论先关停的会是天和白马，可能 11 月就会关停。
世纪天乐的疏解工作几天后就会完全结束，保安将被安排到这个物业公司的承接的其他单位。具体是哪里，还没有定。但那天守在天乐门口的这位保安说，他不打算继续做保安了。他打算去投靠老乡，去北京市内的一家印刷厂工作。他觉得那也许是个更好的工作单位。
他认识汪为山，而且这两天正在帮他介绍一份保安的工作，就在动物园公交枢纽。“每天工作 12 小时，帮着看门、看东西。3000 块钱一个月，包吃包住。但是吃的不好，每天都是土豆、白菜、蘑菇，一直不变，会让人受不了。”
他也不确定这事能不能成。“给他介绍工作，别人都不要他，之前就给他介绍了两次，我领着他去了，别人说你来还行，他我不要。”这位保安不知道汪为山的名字，算不上熟悉，但他愿意帮人介绍工作，他说他相信《易经》里讲的命格，做这样的事情可能会让他好命。
这位保安聊天很有热情，但拒绝透露名字。“我跟他说去把头发焗油一下，焗一下头发才 8 块钱，剪一下头发才 5 块钱，一共才 13 块钱。但他舍不得。头发那么花，焗一下不行吗。胡子不能刮一下吗？我跟他说了，他说’刮胡子，我怕疼~’”
汪为山听了其中的部分转述，一边吃东西一边笑。他说他不想去做保安，一方面是不自由，一方面是自己身体不太好，不敢做工作时间那么长的工作。可能他自己没有注意，他多次以这种状况作为一个问题的答案。
这几天他其实不住地下通道，但吃饭还是按照惯例来地下通道里吃。
有一天临近“开大会”，晚上警察来了，把他从地下通道里带走。“先到救助站，待了一宿。第二天白天带到房山收容所。说是收容所，其实那上面写的是养老院。前面是老头、老太太的，我们后面是临时住的。我不喜欢在里面，哪像我自己舒服啊，自己挣钱，自己吃、花。”
“那里说是舒服，其实不舒服。就是吃，睡，看电视。我好几年之内基本上都没去过这种地方了。以前九几年就去过，租住的房子遇上检查进去了。”
“那里面都不打人。关了一个礼拜，刚开始不让回来，但是我上火，那里早上吃馒头、棒子面。中午是馒头和一个菜，下午是馒头，有一两个菜。最后两天还好，下午吃的是面条。老是吃馒头我吃不下，太干了。我待不了，想回家。警察挺好，就同意了。”
“到火车站，警察说你自己上车吧。我自己想了一下，这段时间回去也没事做，把票退了，回来了。退票的钱直接到那个警察的卡上了。他买的快车，无座票。下午走，第二天早上到。150 多退了 130 多。”
回来以后，他征得别人同意，搬去东鼎市场旁的一栋居民楼里的楼梯过道里住了。
10 月 25 日，汪为山还住在居民楼里，这栋楼里很多人认识他，当天还有人给了他棉袄和一些可以卖的废品，他住在一户人家的门口，晚上过去，别人会邀请他去家里用热水洗漱。汪为山没去，觉得不合适。他准备等到 28 号后回地下通道里住。
距离这一天还有整整两个月时间，东鼎就关了。他提到这一天的收成时说运气不好。他一天都没找到什么纸壳子，而那几天市里为了避免污染不让收塑料纸了，塑料纸也没卖掉。汪为山说运气不好是因为早上捡了一瓶可乐。早上运气差极了，到下午了还算好点。
采访的时候，问他如果离开北京会不会遗憾，他说：“当然会遗憾，待的时间长了，习惯了。街坊邻居都挺好的，不说别的，这个楼里（他暂时借住的居民楼）老太太们见着我都说话，都打招呼，废品也都给我，也不要钱。市场拆了要没活干，过了元旦我就回家。休息一下，跟家人商量一下以后怎么办。看要不要在家里找个什么事情做。”
其实家人建议他回家，说要商量未来的事早就有说，6 月份，他回家办身份证家里人就和他提到了。但采访以来，他第一次更详细地提到这个可能。
他说他的哥哥、嫂嫂让他去乡政府弄一个残疾证，再看看能不能在家找个事情做。他的姐姐也问他要不要去她那儿（安徽另一个县）找一个事情做。”但我有这病，去年就是在东鼎一个老头下面干了两个星期。”这个老头雇了很多人给他收废品，有他的家人，还有外人，是一个包工头。“一个月 2000 块钱，但犯病了人家不要你干了，连工资都不给你。我也不要他工资了，反正就去东鼎市场里收废品。”
“其实没办法，有生意做、有活干，还想在北京多待两年。”汪为山说就在几天前，有另一个保安给他介绍工作，也是做保安，在紫竹院的一家什么单位，他也没怎么弄清楚，但不是服装市场，离动物园有两站地。他都答应了。后来一想，还是没敢去上。
“在北京待习惯了不想回家。喝一瓶啤酒就知足了，吃一点菜，有一点饭就行了。回老家喝不了酒，老爸、哥哥都不让我喝。”在家里，他还会跟他哥哥吵架，就是一般农村里兄弟之间会吵的那种架，“很正常的。”
他说家人里，他最喜欢的是小侄女，侄女当年在北京出生，他们在卖煎饼果子的时候，小时候汪为山带过她，每两三天他就会给在家乡上班的侄女打电话，都是他给侄女打过去。
以前汪为山还聊起过过世的奶奶，他说奶奶关心他，小时候他身体弱，上学以后奶奶一直告诉他看书、写字要把身子撑起来，不然眼睛会坏。但他总是整个趴在桌子上看书、写字，很小的时候眼睛就近视了，到初中毕业第一次戴眼镜，眼睛已经有 1000 多度近视。
那天采访，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又问起之前有人建议他去理发和焗油，但他怎么没去。吃了饭，他说要去展览馆广场理发。去广场找到理发的人，除了理发、他还刮了脸。
理发师穿着白大褂，拿出一个铁盒子，取出小刷子在一坨肥皂上打几个转，往脸上一刷就全是泡沫了。
理发前，汪为山一再叮嘱理发师头发要剪得尽量短，脸要刮得尽量干净。理发师一口应承下来，动作很娴熟。他就是之前那位世纪天乐的保安提到的理发师。
这时候是晚上，但广场上灯光不错，也能看得清。汪为山坐在理发师的折叠椅上，绷着脸，故意让肌肉特别紧张。理发师准确地判断出了状况，引导他“就完全放松下来，不用紧张，这样胡子才能刮下来。”汪为山没听到，还是绷着脸，一直尽量地绷着。很快，理发就结束了。
这时候，展览馆广场上全是跳舞的人。汪为山穿过这些跳舞的人，径直往对面的地下通道走，一边走，一边摸摸头发、摸摸脸，检查理发的结果。
此前发布的“二零一七故事”还包括（点击“阅读原文”可以看到）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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题图来自山柴童几，有裁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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